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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2页）

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

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

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

，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

）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

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他们不懂得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得对称经济学。

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

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

就是线性发展观。

在他们那里，**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

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

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

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

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

的“对立统一”

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

相对来讲，左派经济学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更具实用主义特征。

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对“左派”

经济学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右派经济学的反思——所谓“左右派”

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

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

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

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

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

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